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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盼着出去到期待归来,写assignment海归精英们为何洄游中国?

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——20多年前,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,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’不归之路’。

他是河北的高考状元,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,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,加入了美国国籍,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。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。

但在2015年3月,赵海平辞掉工作,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,重新寻找机会。

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。赵海平是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,曾经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,为人称道。

但是现在,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。早在 2000年,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。

起初,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,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。在杭州,他租下房子,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,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,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。

’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,’他说,’你没法想到——哦天啊,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!’

遵照Facebook离职者的传统,赵海平在Facebook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,附上一段告别语。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,要继续’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’。

洄游之路

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,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。从东到西,从西到东。

在2015年,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。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,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。

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,派出留学生,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,’要成千成万地派,不是只派十个八个’。

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,到2015年年底,累计有404.21万人。

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。逆差最大的一年,每送出7人留学,才会迎回1名写assignment海归。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。

而本世纪以来,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写assignment海归潮。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,回国的只有9121人。而在2015年,两类人分别达到52.37万和40.91万。

回国不再是’毅然’行为

到2015年年底,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,回国的占了八成。

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,未来30年,靠的将是人才红利。

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(LinkedIn)的服务器,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。从数据来看,2010年至今,35岁~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,从只占写assignment海归的6.15%,升到了12%。

在2014年,领英所能观察到的写assignment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,3年后,是华为、百度、腾讯这类中国企业。

过去很长一个时期,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,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’毅然回国’。

而现在,人们心态更平等、更开放、更理性。

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写assignment海归,手握26份工作邀约,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、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。这只能用梦想来解释。

兜售梦想

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。

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,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因素。但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。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、’黑色星期五’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。

同样怀抱梦想的还有李才伟。20年前,他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硕士,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,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。与大多数人一样,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。

如今,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。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,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,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,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。

李才伟记得,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,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。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。

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,但放弃了。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。

很多写assignment海归都后悔了,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,而是回国迟了。

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,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,没人讨论回国。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,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。再后来,逐渐有人进了BAT,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。

而他本人,自2010年开始,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。

在硅谷,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。加入蚂蚁金服之前,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。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告诉他:’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。’

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,他们相当于’PayPal+Visa+富国银行+嘉信理财+AIG+FICO+Lending Club’。

程立2005年刚到公司时还没读完大学,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。如今,令程立’很羞愧’的一件事是,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。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。7年后,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。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。

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,他身边的写assignment海归几乎为零。3年后,100多名写assignment海归组建了名叫’大圣归来’的即时通讯群,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。

’没有无缘无故的写assignment海归。’蚂蚁金服的招聘总监薛晖认为,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,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,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,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。

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。前些年,把人从北京、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,现在是从硅谷、西雅图搬人。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,像篦子一样筛过国外大企业,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。

被跨海搬回的人才,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。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,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,住着大房子,生活非常安逸,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,很多人入了美籍,看上去什么都不缺。

薛晖唯一能做的是,向这些人兜售梦想。

一个人生的选择

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,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。

2014年,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,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,结果收益明显提升。

’你做的算法,真的影响到几亿人,想想还是蛮激动的,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。’

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、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。2015年,他辞去终身教职,与学术界告别。

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,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。文质彬彬的金榕说,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,更没有想到,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。5年多以前,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,需要巨大的勇气。

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。最终,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,要赌一把。

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。他招募了一些学生、朋友,对每个人强调: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(job choice),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(life choice)。

在更大的层面上,他分析,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,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,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。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。

回国与否,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’国家’这个词。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。

逾一个半世纪以前,中国第一位写assignment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。他入了美籍,但影响了近代中国:他带出更多留学生,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的诞生。

他的理想是,’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’。

资料图 | 清末中国的留美儿童

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,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《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》:’为了选择真理,我们应当回去;为了国家民族,我们应当回去;为了为人民服务,我们应当回去……’

那是1950年2月,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。他引用中国古语说:’梁园虽好,非久居之乡。’

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、邓稼先在内,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、极度虚弱的中国。

多年后人们发现,中国’两弹一星’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,有21位写assignment海归。

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’国家’交织在一起。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。

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,到北京读大学。两个月后,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,轰动一时,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。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: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,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。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:越过长城,走向世界。

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,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,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,并迎来经济的腾飞。

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、微波炉、摄像机,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。

这些很快成了历史。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,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。

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。他像个外星人,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,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。出国时,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;归来,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。

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。乘坐中国高铁后,这种感受尤为强烈。1989年,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,厕所是乘客争抢的地方,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。现在从杭州到北京,高铁只需要5个小时。

中国很多城市,从地摊买一包零食、在菜场买一棵白菜,都可手机支付。

这让赵海平感慨,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还先进。’我现在是美国国籍,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,没有在这里工作过,总是很遗憾。’

’天花板’与’螺丝钉’

不止一次,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。

’中国在全速发展,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;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。’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。

几年前,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,卖掉房产,举家回国。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,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,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。

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,他只考虑了一天。后来他解释,回国前,’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,总是怅然若失。我缺什么?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,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,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!’

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:’中国需要写assignment海归,写assignment海归更需要中国。’

许多写assignment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。他们先是有一个’美国梦’,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。

现在,’中国梦’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: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,一个没有’玻璃天花板’的上升机会,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%发挥出来的机会。

大约20年前,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:’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,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,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。’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,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。’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。’

而回来的他们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’玻璃天花板’。

’不管怎么样,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。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。虽然大家都不说,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。’

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,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。

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,朝九晚五。’早一分钟上班、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。’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,结果到了下班时间,立即关了电脑。

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,他立即飞回美国,辞职、卖房、卖车,告别那种安逸的、’不咸不淡’的生活。

和多数人一样,李才伟在硅谷有强烈的’螺丝钉’之感,他不想再过那样朝九晚五的生活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,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。在另一个问题上,他已用脚投票:回国。

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。太太支持他,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。他只能在杭州独居,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。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。

以冲刺的速度长跑

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,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。回国后,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’离职证明’才能入职。他不知怎么做,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,写清离职时间,算作’证明’。

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,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。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,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。

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,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。薛晖招过一名写assignment海归,带着3个孩子回国,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。还有人待了一个月,来去匆匆。

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。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,上线一个产品后,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,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。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,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。

’他们叫做小步快跑。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。’

俞本权形容,国内是’以冲刺的速度长跑’。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,一拍脑袋,明后天就要上线,连夜开始软件攻关。虽能快速上线,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。每一天,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。

某种程度来说,洄游者造成了’鲶鱼效应’。

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,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,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,颠覆了原方案。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。有人意见不合,走了。

他被提醒过:’漆远,要挺住,听说你要完蛋了。’

作为首席技术官,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。’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。’程立说,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。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。

漆远也困惑,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,是不是要圆滑一些,’中国特色一些’。

程立说:’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。非常直率,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’

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

从地理上来说,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他们仍处在’硅谷’的包围中。

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,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、小区、超市、中餐馆。在北京,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’硅谷’的位置。

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,谷歌所在的山景城(Mountain View)被华人叫做’望山屯’,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(Sunnyvale)叫’阳谷县’。当他们回到中国,又是遍地’硅谷’。

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,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。

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,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、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。’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,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。’

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,邓锋对年轻人说,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,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。’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,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’

金榕则强调,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。

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,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。’什么是最好的工作?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,那就是。’

不过,他注意到,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,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。跟随,而不是领导。

赵海平也说,国人习惯了’看美国在做什么’,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,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,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。中国需要好好思考,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。

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,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,其实走出硅谷发现,技术差距没那么大。

很多年前,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,美国’人人争当经济人’,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。

今天,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。

赵海平说,不管华尔街、硅谷还是中国,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。区别在于,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如Facebook创办人马克·扎克伯格所言,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,在创造价值的同时,’钱是我的奖赏’。

’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,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。’赵海平说,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。’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。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,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。’

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,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’沉淀’下来。

每个写assignment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。但在一个问题上,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: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。

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,施一公总是回答:空气污染。

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。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,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。

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。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:他痛恨空气污染,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。因为,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。

编辑团队由海归留学生,英语专八毕业生及相关专业写手组成,旨在为您提供高品质的代写服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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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盼着出去到期待归来,写assignment海归精英们为何洄游中国?

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——20多年前,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,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’不归之路’。

他是河北的高考状元,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,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,加入了美国国籍,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。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。

但在2015年3月,赵海平辞掉工作,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,重新寻找机会。

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。赵海平是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,曾经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,为人称道。

但是现在,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。早在 2000年,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。

起初,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,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。在杭州,他租下房子,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,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,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。

’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,’他说,’你没法想到——哦天啊,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!’

遵照Facebook离职者的传统,赵海平在Facebook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,附上一段告别语。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,要继续’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’。

洄游之路

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,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。从东到西,从西到东。

在2015年,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。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,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。

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,派出留学生,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,’要成千成万地派,不是只派十个八个’。

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,到2015年年底,累计有404.21万人。

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。逆差最大的一年,每送出7人留学,才会迎回1名写assignment海归。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。

而本世纪以来,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写assignment海归潮。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,回国的只有9121人。而在2015年,两类人分别达到52.37万和40.91万。

回国不再是’毅然’行为

到2015年年底,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,回国的占了八成。

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,未来30年,靠的将是人才红利。

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(LinkedIn)的服务器,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。从数据来看,2010年至今,35岁~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,从只占写assignment海归的6.15%,升到了12%。

在2014年,领英所能观察到的写assignment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,3年后,是华为、百度、腾讯这类中国企业。

过去很长一个时期,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,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’毅然回国’。

而现在,人们心态更平等、更开放、更理性。

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写assignment海归,手握26份工作邀约,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、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。这只能用梦想来解释。

兜售梦想

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。

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,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因素。但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。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、’黑色星期五’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。

同样怀抱梦想的还有李才伟。20年前,他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硕士,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,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。与大多数人一样,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。

如今,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。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,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,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,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。

李才伟记得,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,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。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。

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,但放弃了。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。

很多写assignment海归都后悔了,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,而是回国迟了。

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,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,没人讨论回国。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,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。再后来,逐渐有人进了BAT,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。

而他本人,自2010年开始,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。

在硅谷,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。加入蚂蚁金服之前,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。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告诉他:’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。’

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,他们相当于’PayPal+Visa+富国银行+嘉信理财+AIG+FICO+Lending Club’。

程立2005年刚到公司时还没读完大学,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。如今,令程立’很羞愧’的一件事是,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。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。7年后,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。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。

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,他身边的写assignment海归几乎为零。3年后,100多名写assignment海归组建了名叫’大圣归来’的即时通讯群,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。

’没有无缘无故的写assignment海归。’蚂蚁金服的招聘总监薛晖认为,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,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,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,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。

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。前些年,把人从北京、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,现在是从硅谷、西雅图搬人。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,像篦子一样筛过国外大企业,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。

被跨海搬回的人才,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。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,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,住着大房子,生活非常安逸,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,很多人入了美籍,看上去什么都不缺。

薛晖唯一能做的是,向这些人兜售梦想。

一个人生的选择

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,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。

2014年,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,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,结果收益明显提升。

’你做的算法,真的影响到几亿人,想想还是蛮激动的,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。’

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、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。2015年,他辞去终身教职,与学术界告别。

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,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。文质彬彬的金榕说,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,更没有想到,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。5年多以前,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,需要巨大的勇气。

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。最终,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,要赌一把。

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。他招募了一些学生、朋友,对每个人强调: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(job choice),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(life choice)。

在更大的层面上,他分析,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,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,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。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。

回国与否,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’国家’这个词。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。

逾一个半世纪以前,中国第一位写assignment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。他入了美籍,但影响了近代中国:他带出更多留学生,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的诞生。

他的理想是,’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’。

资料图 | 清末中国的留美儿童

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,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《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》:’为了选择真理,我们应当回去;为了国家民族,我们应当回去;为了为人民服务,我们应当回去……’

那是1950年2月,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。他引用中国古语说:’梁园虽好,非久居之乡。’

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、邓稼先在内,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、极度虚弱的中国。

多年后人们发现,中国’两弹一星’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,有21位写assignment海归。

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’国家’交织在一起。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。

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,到北京读大学。两个月后,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,轰动一时,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。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: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,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。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:越过长城,走向世界。

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,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,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,并迎来经济的腾飞。

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、微波炉、摄像机,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。

这些很快成了历史。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,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。

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。他像个外星人,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,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。出国时,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;归来,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。

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。乘坐中国高铁后,这种感受尤为强烈。1989年,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,厕所是乘客争抢的地方,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。现在从杭州到北京,高铁只需要5个小时。

中国很多城市,从地摊买一包零食、在菜场买一棵白菜,都可手机支付。

这让赵海平感慨,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还先进。’我现在是美国国籍,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,没有在这里工作过,总是很遗憾。’

’天花板’与’螺丝钉’

不止一次,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。

’中国在全速发展,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;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。’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。

几年前,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,卖掉房产,举家回国。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,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,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。

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,他只考虑了一天。后来他解释,回国前,’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,总是怅然若失。我缺什么?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,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,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!’

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:’中国需要写assignment海归,写assignment海归更需要中国。’

许多写assignment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。他们先是有一个’美国梦’,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。

现在,’中国梦’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: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,一个没有’玻璃天花板’的上升机会,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%发挥出来的机会。

大约20年前,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:’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,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,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。’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,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。’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。’

而回来的他们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’玻璃天花板’。

’不管怎么样,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。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。虽然大家都不说,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。’

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,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。

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,朝九晚五。’早一分钟上班、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。’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,结果到了下班时间,立即关了电脑。

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,他立即飞回美国,辞职、卖房、卖车,告别那种安逸的、’不咸不淡’的生活。

和多数人一样,李才伟在硅谷有强烈的’螺丝钉’之感,他不想再过那样朝九晚五的生活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,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。在另一个问题上,他已用脚投票:回国。

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。太太支持他,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。他只能在杭州独居,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。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。

以冲刺的速度长跑

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,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。回国后,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’离职证明’才能入职。他不知怎么做,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,写清离职时间,算作’证明’。

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,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。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,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。

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,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。薛晖招过一名写assignment海归,带着3个孩子回国,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。还有人待了一个月,来去匆匆。

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。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,上线一个产品后,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,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。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,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。

’他们叫做小步快跑。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。’

俞本权形容,国内是’以冲刺的速度长跑’。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,一拍脑袋,明后天就要上线,连夜开始软件攻关。虽能快速上线,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。每一天,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。

某种程度来说,洄游者造成了’鲶鱼效应’。

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,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,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,颠覆了原方案。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。有人意见不合,走了。

他被提醒过:’漆远,要挺住,听说你要完蛋了。’

作为首席技术官,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。’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。’程立说,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。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。

漆远也困惑,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,是不是要圆滑一些,’中国特色一些’。

程立说:’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。非常直率,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’

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

从地理上来说,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他们仍处在’硅谷’的包围中。

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,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、小区、超市、中餐馆。在北京,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’硅谷’的位置。

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,谷歌所在的山景城(Mountain View)被华人叫做’望山屯’,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(Sunnyvale)叫’阳谷县’。当他们回到中国,又是遍地’硅谷’。

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,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。

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,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、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。’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,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。’

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,邓锋对年轻人说,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,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。’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,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’

金榕则强调,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。

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,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。’什么是最好的工作?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,那就是。’

不过,他注意到,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,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。跟随,而不是领导。

赵海平也说,国人习惯了’看美国在做什么’,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,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,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。中国需要好好思考,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。

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,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,其实走出硅谷发现,技术差距没那么大。

很多年前,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,美国’人人争当经济人’,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。

今天,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。

赵海平说,不管华尔街、硅谷还是中国,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。区别在于,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如Facebook创办人马克·扎克伯格所言,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,在创造价值的同时,’钱是我的奖赏’。

’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,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。’赵海平说,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。’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。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,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。’

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,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’沉淀’下来。

每个写assignment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。但在一个问题上,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: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。

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,施一公总是回答:空气污染。

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。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,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。

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。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:他痛恨空气污染,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。因为,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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